福楼拜客观性叙事福楼拜观察

艾丽游戏ing 2024-09-17 05:32 1

福楼拜的三原则是什么

这位朋友，很抱歉，没有找到关于所谓“福楼拜的三原则”的文章。但是却找到了关于福楼拜创作的文章，希望找到的资料能对你了解福楼拜的创作有所帮助。

福楼拜客观性叙事福楼拜观察

福楼拜（1821一1880）出生于一个医生世家。他的童年在浪漫主义风靡法国时度过。雨果曾是他心目中的偶像。然而给他的创作定音的，却是十九世纪中叶在法国开始流行的实证科学。他把看作“生活的科学形式”①，要求作家象自然科学家对待大自然那样，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描绘一切、解剖一切。在福楼拜看来，“美就意味着真实，虽说真实的东西不一定都美，可是最美的东西，永远是真实的”，“丧失了真实性，也就丧失了艺术性。”②因此，他赋予观察、分析、理解以十分重要的意义。认为“透彻地理解现实，通过典型化的手段忠实地反映现实”，③是家应当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这一观点决定了他在创作上与他所尊崇的雨果分道扬镳，而成为巴尔扎克和斯丹达尔的后继者。过福楼拜在艺术上并未完全步他人的后尘，他另辟蹊径，立志创新，终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丰富和发展了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

福楼拜的建树，是从作品中删去了自我，创造了所谓“纯客观”的艺术。和巴尔扎克、斯丹达尔一样，福楼拜也将文学作品喻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①也力图同步地反映自己的时代。但前期两位作家是在浪漫主义文动中脱颖而出的，他们的“镜子”难免会染上浪漫主义的色彩。巴尔扎克和斯丹达尔充满，而且惟恐在作品中得不到充分表现。他们介入主人公的生活，与自己塑造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时时刻刻在剖析他（她）们的心理，评判他（她）们的言行，巴尔扎克甚至以作者身分直接和读者谈心。福楼拜却要求“镜子”排除一切主观抒情成分，对事物作出完全客观的、科学的反映。他认为“作者的想象，即使让读者模模糊糊地猜测到，都是不允许的。”文学作品的“一行一页，一字一句都不应当有一丁点作者的观点和意图的痕迹。”②尽管福楼拜天性热情，十分看重人格、正义、友谊，常因见到卑鄙、欺诈的行为而义愤填膺，可是他严禁自己在作品中流露情感，更不要说在作品中插入议论。“他深深匿自己，象木偶戏演员那样小心翼翼地遮掩着自己手中的提线，尽可能不让观众觉察出他的声音。”①从来文学作品中，还不曾见过作者的意图隐藏得如福楼拜这样深的。不能说福楼拜这种艺术方法比他的前辈低劣或高明，但毕竟是对现实主义艺术的一种突破。所以《包法利夫人》一出版，立刻在文坛引起强烈的反响。圣勃夫从中看出了“新的文学的标志”，②左拉宣称“新的艺术法典写出来了”③，的女儿爱琳娜认为这部“完美无缺的”出书以后，“在文坛上产生了类似革命的效果”④。不管这些说法有无夸张的成分，总之证明了福楼拜这一新尝试的成功。普列汉诺夫曾肯定“客观性是福楼拜的创作方法的最有力的一面”，因为这种客观的态度，使他的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具有了‘文献’的价值”⑤。

福楼拜所创立的这种“客观性艺术”，后来被左拉、龚古尔兄弟等自然主义作家向“纯科学”的方向发展了，因而法国文学史上一般把福楼拜看作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承上启下的人物。法国当代某些评论家甚至因他那种冷漠、客观的艺术风格而称他为现代艺术的前驱。

虽然福楼拜和许多伟大作家一样，不承认自己属于任何流派，而且对人们封给他的“现实主义”①或“自然主义”称号感到恼火，但根据我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根据福楼拜作品的时代感、真实感及其对现实隐而不露的批判精神，我们仍有足够的理由把他列为继巴尔扎克、斯丹达尔之后出现的十九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三位杰出代表。

正如斯丹达尔将他的《红与黑》题为“一八三○年纪事”，巴尔扎克将《人间喜剧》的大部分作品题为“风俗研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也有一个醒目的副标题：“外省风俗”。

《包法利夫人》从一八五一年开始写作，一八五七年问世，故事背景放在七月王朝，但更主要是展示了第二帝国时期的画面。如果说斯丹达尔的《红与黑》真实地描绘了法国七月革命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深刻地反映了法国从封建过渡到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在生活中引起的巨大变化，那么福楼拜所刻画的，便是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取得全面胜利后的法国风貌。也许不能说福楼拜从宏观上把握住了整个时代，但他无疑抓住了当代的主要特征：法国资产阶级引以自豪的英雄年代过去了，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风暴也已平息，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庸的时代。目光深邃的思想家、叱咤风云的人物、在生活中奋力拼搏的斗士，仿佛都一齐销声匿迹，而今活动在生活舞台上的，只剩下一群群资产阶级的庸夫俗子，浪漫主义已成过去，现存的只是鄙陋、可厌的实际生活。“－菲力浦一去，有些东西跟着一去不复返，如今该唱唱别的歌了。”①一个平庸的作家很可能认为，从资产者的日常生活中撷取题材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他们的作品不能不求助于杜撰的故事和离奇的情节，福楼拜却认为文学的力量不在故事本身，而在于作者怎样叙述、描写和处理。他以资产阶级的庸夫俗子作为艺术描写的对象，以对资产者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否定作为他创作的基本主题。《包法利夫人》所揭示的矛盾，正是浪漫主义的追求和庸俗鄙陋的现实生活的矛盾。

福楼拜自己思想上，同样存在理想与现实的深刻矛盾。他毕生都在批判浪漫主义的影响，恰恰反映了他对现实的厌恶和绝望，他不屑于与庸俗的资产者为伍，一直与格格不入。他认为一切向上的挣扎均属徒劳，所以对一切欲望或追求均持否定态度。他曾告诉他的女友：“我所欣赏的观念，就是的虚无。”④这一观念，定下了他全部作品的基调。的确，他除了对美的追求外，几乎放弃了人世的一切追求（包括对爱情的追求）。福楼拜将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分析，都熔铸在包法利夫人的形象之中，他要让读者从包法利夫人身上，看到他所领悟到的生活的真象。无怪乎他会意味深长地对朋友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①

《包法利夫人》引起的风波足以证明：功力深厚的艺术家，完全可以通过自己所选择的富有特征意义的细节及的组合，来达到批判揭露的目的，而不一定要直抒情怀。福楼拜认为，“批评、指责和教训，都不属于文学范畴作家所能做的，只是“忠实地去观察生活的实质，并尽努力去描绘它。”②“如果从作品里流露出什么有教育意义的结论，则应是不经过作者的意图，而是由那些最恰当的事实描写自然表现出来的。”③从表面上看，的作者对他所描绘的一切都不置一词，而事实上每一个细节都渗透着他对客观事物的分析和判断，只是他不愿明言而已。他让事实本身说话，让读者自己从中得出结论。以本书第二部第八章为例，这段关于“农业评比会”的描写，作者始终未发一句议论，却绘成了一幅绝妙的讽刺画：人们熙来攘往，张灯结彩，又敲鼓，又，一派庄严隆重的节日景象；店家忙着招揽生意；教堂的杂役趁机捞外快；剂师先生窜上跳下，到处指手划脚；鲁道尔夫全副精神用来医生太太；州行政委员象煞有介事地在演讲，冠冕堂皇的高调，恰和鲁道尔夫矫揉造作的绵绵情话组成喜剧性的二重唱；人群里发出种种声响，牛鸣、羊咩乱成一片，难得有几句演说辞传进听众的耳朵。虽说那位官员在演说中把农民捧上了天，评比会上受表彰的劳动者却并不见得有多幸福，也并不见得比得奖的牲畜更受感动。一位老农妇，在田庄服务五十四年，得到一枚银质奖章以及二十五法郎。她又老又瘦，脸上的皱纹比风干苹果还多。一身破烂衣服，袖筒里伸出两只长手。谷仓的尘土、洗衣服的碱水和羊毛上的油脂，使她的手粗糙、发硬，结上了一层厚皮尽管刚刚用清水洗过，仍然显很。这双疙里疙瘩、合也合不拢的手，就是她半个世纪辛劳的见证，那枚奖章和二十五法郎，便是对她的全部酬劳。她还是次看见自己在这样大的一群人当中，眼前又是旗，又是鼓，又是穿黑燕尾服的老爷和参事先生的十字勋章，她心里害怕，一动不动地站着，不知道该往前走，还是该逃掉，……，她木然地接过奖章，仔细打量，忽然泛起幸福的微笑，咕哝着要把这送给教堂堂长。……会议结束群众散去；每人都重新回到自己原来的地位，继续按旧习惯行事：主子继续虐待雇工，雇工继续用鞭子抽打牲口，……只剩下大人先生们坐下来大吃大喝。两天以后，鄂梅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展览会的盛况，捎带提到自己的大名。……这段描写，多么朴素，多么真实，却又包含着多少无言的辛酸，多少无言的讽刺与批判！看上去似乎是不动声色的平铺直叙，却又那么绘声绘色，充满动感。众多的人物，喧嚣混乱的场面，象交响乐般有层次有对比地交织在一起，使人不能不叹服作家的艺术功力。

应当承认，福楼拜的观察力和巴尔扎克、斯丹达尔同样敏锐，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剖析和他们同样精细，他和他们一样不满足于描摹事物“粗糙的表象”，而是力图深入到对象的“精神和心灵深处”，理解其“深藏的欲望”，探究其“行为的复杂动机”，揭示其“未暴露出的本质”③。但在福楼拜看来，上述这一切固然对文学创作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比起“文体”与“结构”却只占次要的地位。“离开文体无作品”④，这句话充分体现了福楼拜对美的追求。有人因此认为福楼拜有片面追求形式美的倾向。其实他所说的文体美并不是与内容割裂的形式美。福楼拜不能想象作品的内容可以脱离形式，或形式可以不顾内容单独存在。他认为艺术家的天职就是为他所要表达的内容寻求的艺术外壳。他曾这样教导莫泊桑：“某一现象，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表达，只能用一个名词来概括，只能用一个形容词表明其特性，只能用一个动词使它生动起来，作家的就是以超人的努力寻求这惟一的名词、形容词和动词。”①

福楼拜厌恶夸张和形容词的堆砌，尤其不能容忍装腔作势、矫揉造作。他所追求的美以准确、简练、朴实无华为特色。他的作品表面看去简单、平实，细细领会才知韵味无穷。莫泊桑把他的艺术评为“绚烂之极归于平淡”②，可说是评得恰到好处。

福楼拜不仅要求文章结构严密，用词准确，还要求散文能朗朗上口，和诗一样具有节奏和韵律的美：“如果文句读起来能适合呼吸的要求，才能说文句是活的，如果文句可以高声朗诵，这文句才是好的。”

福楼拜是法国文学史上最的文体家，他的文笔清澈流畅，简洁而不干瘪，质朴而又鲜明、生动，被公认为法语的。福楼拜并不是那种才思敏捷的天才，他的艺术造诣全仗勤奋不缀的艰苦努力。他曾一再告诫莫泊桑：“才能就是坚持不懈。”他信奉布瓦洛的名言：“流畅的诗，艰苦地写。”有时他终日伏案，所得不过数百字，有时为了寻求一个理想的字词，竟至汗流浃背。所以福楼拜曾不无感慨地说：“写作是一种苦恼的事业，其中充满了焦虑和令人疲惫的努力。”②

福楼拜毕生从事写作，而成品数量并不多，只有两部以当代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两部以历史传说为题材的――《萨朗波》和《圣安东的》，三个短篇合成的《三故事》，还有一部未完成的《布法尔和佩居榭》。总的说来，福楼拜的所反映的生活面，比巴尔扎克和斯丹达尔要狭窄得多，这首先是因为他的经历远不如那两位作家丰富和坎坷。福楼拜是个有产者，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在父亲留给他的庄园里过着安适的生活。他不必为衣食奔忙，也就感受不到为衣食奔忙者那些含辛茹苦的斗争。他在物质上无求于人，不必自己与世人周旋，于是他遁世隐居，只与少数知己来往。这样一来，他的视野就受到很大局限。他不可能具备巴尔扎克那样深邃的历史眼光，把握整个时代的动向；也不可能有斯丹达尔那样的敏感，预测到一八三○年革命的到来。福楼拜自己也承认，他“对生活缺乏一个明确的、总体的概念”①。他把资产者平庸的日常生活当成全部生活，而看不清正在萌发的新的矛盾和时代的发展趋向。他对一八四八年的工人及后来的巴黎公社革命都缺乏正确的理解，这不能不妨碍他在作品中正确地反映历史和时代精神。他的《情感教育》固然比《包法利夫人》的画面广阔，甚至接触到一八四八年革命这样重大的历史，但也只是一个旁观者在局外获得的印象，虽则真实，却没有立体感。这部真正的成就毋宁说是塑造了莫罗这样一个毫无血性的“中间性格”典型。不过，福楼拜的遁世隐居虽说限制了他作品的气魄与深度，却保证了他有足够的精力追求艺术上的完美。福楼拜衣食不愁，不必指望写作提供生活来源，也不会受到出版商的挟制或催逼，他可以从从容容地精雕细刻，直到自己满意为止。所以，和巴尔扎克、斯丹达尔相比，福楼拜更是个艺术家，而不是历史家或思想家。从宏观的角度，他的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上，显然没能达到巴尔扎克和斯丹达尔的水平；但从微观的角度，却自有超过前人的地方。我国法国文学界前辈李健吾先生说得好：“斯丹达尔深刻，巴尔扎克伟大，但是福楼拜，完美。”

福楼拜为什么要写《包法利夫人》？

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是为了暴露资产阶级道德的堕落。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着眼点不在写她的爱情故事，而在写她从纯真到堕落，从堕落到毁灭的前因后果，揭露残害人性，腐蚀人的灵魂，甚至吞噬人的罪恶本质。因为包法利夫人毁灭的原因，正是下的教育制度。

福楼拜的作品赏析

福楼拜（1821～1880）

Flanbert，Guste

法国作家。1821年12月21日生于鲁昂，1880年5月8日卒于克鲁瓦塞。

生平创作他青年时在巴黎攻读法律，因病辍学。父亲后，他陪寡母住在鲁昂远郊克鲁瓦塞，靠丰裕的遗产生活，专心埋头于文学创作。他常在各地旅行，有意识地考察，了解农村生活。他生活在法国上升发展时期，但对的繁荣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1852年起，福楼拜花了4年多时间写成长篇《包法利夫人》。以简洁、细腻的笔触，再现了19世纪中叶法国的外省生活。女主人公爱玛在修道院度过青年时代，受到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成年后，嫁给平庸的市镇医生包法利。失望之余，为纨绔子弟罗道耳弗所惑，成了他的情妇。但罗道耳弗只是逢场作戏，不久便对她心生厌倦，远离而去。爱玛遂又成了赖昂的情妇。为了满足私欲，爱玛借，导致破产，服毒自尽。一问世便轰动文坛，福楼拜获得盛誉，但遭到当局控告，认为他诽谤宗教，有伤风化。此事对他压力很大，因此，创作转向古代题材。5年后，福楼拜发表了第二篇《萨朗宝》，描述公元前在迦太基发生的雇佣兵和民众的。作者以现实主义笔触再现了当时激烈的斗争的广阔场面。

19世纪60年代，法国国内矛盾更加尖锐，福楼拜重又关注现实斗争。他深入研究当时的生活，致力于撰写《情感教育》。这部作品以40年代的巴黎为背景，通过一个思想平庸、性格懦弱的青年日益堕落的生活道路，反映了当时，尤其是1848年革命前后的现实。这是一部性很强的。作品的情节几乎都围绕一些重大历史而展开，这些重要构成了的背景。人物的思想和性格的变化也通过这些来表现。作品反映的生活面相当广泛。它描绘了各个阶层、各种类型的人物，对于了解1851年以前的法国历史，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发表时并未引起很大关注，10年之后，才响起赞誉之声。

1871年的巴黎公社对福楼拜的创作并未产生很大影响，他潜心修改旧稿《圣安东的》。叙述了中世纪埃及的一个圣者克服魔种种的故事，表达作者对贪欲的极端厌恶。1875～1876年，福楼拜与乔治·桑发生文学论争。乔治·桑责备他过于客观，缺乏感情，促使福楼拜写出了《三故事》。所写3篇故事各具独特的格调和题材。《圣·玉连外传》根据宗教传说改写而成；《希罗底》描写中世纪近东内部的纷争；《一颗简单的心》是其中最为杰出的短篇。它写一名女仆平凡而感人的一生。作者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塑造了一个朴实动人的劳动妇女形象，展现了她美好善良的心灵和勇敢机智的品质。高尔基盛赞这个短篇“隐藏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魔术”。

福楼拜的一部《布法与白居谢》一章没有完成，它可以说是《情感教育》的姐妹篇。主要描写1848年革命在法国外省引起的反响。布法和白居谢是两个抄写员，白居谢得到巨额遗产后，便同他的莫逆之交布法到乡下定居，两人对农业、化学、地质学、史学、文学等加以研究，然后又逐一摒弃。1848年2月革命消息传到乡间，他们又转向哲学、神学、教育学、法学的研究，但一事无成，又回到他们的老本行。

艺术成就福楼拜认为艺术应该反映现实生活，要敢于揭露丑恶现象。在地再现现实方面，他是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但是，他主张文学应严格、细致、忠实地描绘事物，文学可以将丑恶的生活现象照实描绘，这又为19世纪后期的自然主义开辟了道路。

他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塑造典型上。他善于在篇幅不很大的长篇中塑造一系列个性突出的典型人物，为此，他十分注意观察事物，搜集材料，注意细节的真实。他在塑造典型人物同时又注意环境的描写。他经常进行广泛调查和实地考察。在描写上，他通常用白描手法，运用简洁的语言抓住特征，烘托气氛。他特别强调语言的重要作用。为了锤炼语言和句子，常常反复推敲。他认为，“没有美好的形式就没有美好的思想，反之亦然”。因此，他用词精粹、明晰而准确。他曾是莫泊桑文学上和精神上的导师，也是世界上许多的同行们公认的语言艺术。

福楼拜的代表作是《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是法国福楼拜的代表作。作者以简洁而细腻的文笔，通过一个富有的妇女爱玛的经历，再现了19世纪中期法国的生活。《包法利夫人》的艺术形式使它成为近代的一个新转机。从《包法利夫人》问世以后，家知道即使是，也要精雕细琢。这不仅是一部模范，也是一篇模范散文。但是，《包法利夫人》也为作者带来了麻烦。许多人对号入座，批评福楼拜这部书“道德和宗教”，他还被传了去：原来是有人告他“有伤风化”。这时许多读者纷纷向福楼拜表示同情和支持，甚至连一向反对他的浪漫主义作家也为他辩护。法庭上，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作家被宣告无罪——由此可见《包法利夫人》的影响。

米兰·昆德拉有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大意是，直到福楼拜的出现，才终于赶上了诗歌。众所周知，欧洲的最早是从叙事长诗中分化出来的。也就是说，叙事诗中描述进程的部分被剥离出来，渐渐成为一种专门的说故事的体裁。的诞生使诗歌失去了“叙事”的天然权利，而较多地从事抒情。然而，与诗歌这种古老的艺术相比，的幼稚是毋庸置疑的。它长期以来遭受冷落与也就不足为怪了。在我看来，的不成熟，除了它作为一门专门的艺术尚未得到充分的发育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与诗歌的关系十分暧昧，没有摆脱对于诗歌母体的依赖。它自身特殊而严格的文体上的规定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未能形成。早期的故事性到是大大增强了，然而诗歌也可以讲故事，而且一度讲得很好，那么与叙事诗的别究竟在哪儿？甚至就连艺术的评价尺度，也是从诗歌那里借用过来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直到今天，我们在评价一部伟大时最常用的语汇仍然是“这种一部伟大的史诗”。“史诗”的风范依旧是的评判标准。这就好比说，在的园地里获得成就，却要到诗歌的国度去领受奖赏。

福楼拜的出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而《包法利夫人》更被认为是“新艺术的法典”，一部“最完美的”，“在文坛产生了革命性的后果”。波德莱尔、圣伯父、左拉等人纷纷给予这部作品极高的评价。由于这部作品的问世，福楼拜在一夜之间成为足可与巴尔扎克、司汤达尔比肩的，举世公认的杰出的文体家。福楼拜的巨大声誉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包法利夫人》无懈可击的文体成就。到了本世纪初，福楼拜的影响与日俱增，现代主义的家也把他奉为始祖与楷模，尤其是50年代后的法国“新”，对福楼拜更是推崇备至，他们认为正是福楼拜使获得了与诗歌并驾齐驱的地位。新的重要代表阿兰·罗布－格里耶为了进行所谓的文学变革，将福楼拜看成叙事艺术上真正的导师和启蒙者，甚至把福楼拜视为巴尔扎克的对立面，对巴尔扎克似的“过时的”写作方式展开地批判和清算。那么，《包法利夫人》在文体和叙事上究竟取得怎样不同凡响的成就，对于的发展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包法利夫人》上卷的小结是采用人称来叙事的。从第二小结开始直至作品结束用的是第三人称。这部作品的行出现了这样一个句子：“我们正上自习，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没有穿制服的新生和一个端着一张大书桌的校工。”

在这里，“我们”这个词可不是随便写写的，它的意义非同一般。诸位不妨回忆一下巴尔扎克的通常是如何开头的。比如说：“·朗贝尔于1797年生于旺代省的一个小镇蒙特瓦尔，他的父亲在那里经营着一所不起眼的制革厂”（巴尔扎克《·朗贝尔于》）。有人曾针对这个开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谁在讲述这个故事呢？是作者吗？作者的语调为什么那么不容置疑？他为什么会无所不知？当然，并不是每一位读者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这种坚定、明确、无所不知的语调显示出作者凌驾于故事、读者之上，当属没有疑问。而且这种口吻尚未完全摆脱口头故事的讲述形式。如果有人针对《包法利夫人》提出同样的问题：谁在讲述《包法利夫人》的故事？是“我们”；讲述者是如何知道的？是 “我们看到了”；而且叙事者在“看到”的同时，读者也看到了。故事展开的时间与读者阅读的时间是同步的（在巴尔扎克那里，故事早就发生过了），这样一来，作者一下子把读者带入到的现场，相对于巴尔扎克，这里的故事显然更具有逼真的效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类似的人称叙事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玩艺儿，可在当时，福楼拜所跨出的这一小步，其意义却不同寻常。而且我认为福楼拜在文体上的贡献当然不只是人称的变化。在这种变化的背后，一种完全不同于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的叙事方式真正确立了起来，在福楼拜的笔下，以往全知的叙事视角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作者不再站在无所不知的立场，模仿上帝的口吻说话；不会随时从叙事中“现身”，对作品的人物、主题展开评述，提供意义；不再拥有将自己的思想和倾向强加给读者的特权。

福楼拜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的要求作者退出，并开始在实践中成功实现这一信条的作家之一。他要求叙事排除一切的主观抒情，排除作者的声音，让事实展现它自己。他认为作者的意图和倾向，如果让读者模模糊糊地感觉和猜测到，都是不允许的；文学作品的每一个段落，每一个字句都不应有一点点作者观念的痕迹。正如他的学生莫泊桑所说的那样，福楼拜总是在作品中“深深地隐藏自己，像木偶戏演员那样小心翼翼地遮掩着自己手中的提线，尽可能不让观众觉察出他的声音”。福楼拜在给乔治·桑的信中也曾这样写到：“说到我对于艺术的理想，我认为就不该暴露自己，艺术家不该在他的作品里露面，就像上帝不该在大自然里露面。”法国学者布吕纳曾敏锐地指出，“在法国史里，《包法利夫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说明某些东西的结束和某些东西的开始。”我们从后来的罗兰·巴特、德里达等人的叙事理论中都可以清晰地听到福楼拜的声音。如果说欧洲文体变革的历史，可以像布思所描述的那样，被看成是作者的声音不断从作品中消退的历史，那么福楼拜无疑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关键性人物。

也许会有同学提出这样的观点：既然都是虚构的，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早就达成了一种默契，也就是说，读者在阅读之前早就预先接受了的虚构性这样一个事实，那么作者如何讲述这个故事（是客观化还是主观化的叙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能否打动读者，更何况，作者故意在作品中隐藏自己，并未完全放弃对读者的“”，只不过这种“”更为隐蔽、更为机巧。对一种修辞的放弃就必然意味着另一种修辞的确立，说到底，“客观化”也只能是一种修辞手段而已。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很有意思的，也很合理。坦率地说，我也是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理解福楼拜文体变革的意义的。实际上，福楼拜将自己从叙事中隐藏起来，其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显露”；对叙事视角进行限制，其目的正是为了让叙事获取更大的自由。

在全知视角的叙事中，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是公开进行的（在古老的说书的场合，听众甚至还可以直接向讲述者提问，或者进行讨论）：作者讲述，读者阅读。但福楼拜不满足于这种公开的交流，因为交流的效果受到限制。他更喜欢一种暗中交流，也就是说，作者并不告诉读者自己的见解和倾向，而让读者通过阅读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样一来，读者与作者之间交流的疆域一下子就扩大了。

福楼拜的客观化叙事并没有完全放弃了自己“”读者的权利。因为从《包法利夫人》这个作品来看，作者本人的倾向、立场和意图仍然可以在阅读中被我们感觉到。另外我也不同意“纯客观”这样的说法。因为这个概念把一些本来很清楚的事实弄得一团糟。况且，《包法利夫人》并不是一个“纯客观”的作品，它与后来“新”的罗布－格里耶等人所谓的“物化”、“纯客观叙事”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也不是说罗布－格里耶的作品就一无是处，至少他的《嫉妒》相当不错），但罗布－格里耶把福楼拜在修辞上的一些趣向极端化之后，紧接着就出现了一个他本人也始料不及的问题：“非人格化叙事”也好，纯客观、物化叙事也好，作者又如何能做到这种“纯客观”呢？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作家写作当然不能离开语言文字这一工具，语言文字本来就是“文化”的产物，它既不“纯”，也非“物”，“纯客观”如何实现呢？它不是神话又是什么？后来罗布－格里耶干脆不写（据说最近他又从重旧业），去搞电影了，因为他觉得摄影机更接近他的“物化”要求。在我看来，这仍然不能自圆其说。摄影机固然是物，但纵摄影机的人当然也是“文化”的产物，他（她）有着自己的特殊的价值观和感情上的喜、憎、哀、乐，如何能够“纯客观”呢？

就《包法利夫人》而言，福楼拜的变革并未抛弃传统的叙事资源，也没有损害作品文体的和谐与完美，以及最为重要的，叙事分寸感。我们在以前曾说过像列夫·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是不太可能轻易模仿的，他巨大的才华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茨威格说他比伟人还伟大），而福楼拜的身上更具有匠人的特点。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卓越的巧匠。《包法利夫人》是一部精心制作出来的杰作，自从问世以来，即成为“完美”的象征。福楼拜对语言和文体十分敏感，创作态度更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在《包法利夫人》这部作品中，作者并未随意处理任何一个细节和线索，力图做到尽善尽美。叙事的节奏，语言的分寸，速度和强度的安排都恰到好处，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的出场次序，在故事中占的比重，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的关系都符合特定的比例。比如说，爱玛首先与莱昂相遇，但在爱玛与莱昂的关系急剧升温的时候，作者却让他去了巴黎，莱昂离开后留下的巨大情感空缺使她飞蛾扑火地投入鲁道尔弗的怀抱，而当爱玛与鲁道尔弗的情感冷却之后，莱昂又从巴黎回来了。这样的安排不仅使情节的发展合情合理，而且叙事亦出现跌宕和变化，避免了平铺直叙的通病。再比如，子爵与瞎子在作品中都是象征性的人物，虽然着笔不多，但他们每次出现都会有特定的意味，似乎都预示着故事进程的某种微妙变化。爱玛的“失足”（她与鲁道尔弗坠入欲望的河流）在的故事中十分重要，但作者所挑选的地点既非鲁道尔弗的木屋，也非他们散步的树林和花园，而是别出心裁地安排在一次农业展览会的会议厅里。其间，鲁道尔弗对爱玛发动的语言攻势常常被大会的讲话所打断。虚伪的爱情誓言和表白与公牛、种子、奖章、粪池一类的话语完全并列在一起，作者未加任何说明。整个调情过程看上去既滑稽，又荒谬，而字里行间却到处弥漫着被压抑的、急不可待的。不同类型话语的陈列所形成的张力使这个场景令人十分难忘。事实上，这也是我所读过的有关“调情”的最美妙的篇章。

关于语言，福楼拜在中有过这样一断描述：我们敲打语言的破铁锅，试图用它来感动天上的星星，其结果只能使狗熊跳舞。看来，福楼拜对语言有着特殊的敏感，对于语言在表述意义方面的巨大困难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福楼拜把语言的准确性看成是作者表述上的使命；也可以理解作者对语词的甄别和取舍为什么会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有人将《包法利夫人》视为学习写作者的教科书，这样的评价并不过分。

福楼拜的作品：

《包法利夫人》。《萨朗宝》《情感教育》。《圣安东的》。《圣·玉连外传》；《一颗简单的心》《布法与白居谢>

自然主义文学特点

自然主义文学家们早期都曾深受近代法国文学中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的影响，对巴尔扎克、司汤达和福楼拜十分推崇。左拉认为巴尔扎克描画了整个世界，创建了现代，是自然主义之父。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则被自然主义者尊为，尽管福楼拜本人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自然主义《人间喜剧》

作家主张要像福楼拜那样，完全消失在叙述后面，做一个冷漠的解剖学者。而自然主义文学的另一位代表作家莫泊桑本人就是福楼拜的得意，师承了福楼拜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1880年左拉发表了《实验》和《自然主义家》两部论文集，正式将这一文学思潮命名为“自然主义”。在富尔蒂埃尔词典中，对“自然主义”的解释是：“通过机理法则解释现象，不去寻求天生的原因”。左拉将这一概念引入文学，用以倡导一种追求纯粹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从生理学和遗传学角度去理解人的行动的创作理念。体现在文学作品中，自然主义文学力图事无巨细的描绘现实，给人一种实录生活和照相式的印象。自然主义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一些理念，但在具体创作中却与现实主义有极大不同。首先，自然主义忽略典型人物的创造，只追求人物的气质特点和精神心理，这和现实主义原则大相径庭；其次自然主义文学淡化情节，不追求戏剧性的曲折变化，追求“没有波折”的境界，只向读者提供生活的记录，这也是违背现实主义原则的。自然主义文学对异化现象的感知的深度是现实主义文学无法企及的，这一点深刻的影响了20世纪的现代文学。

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是针对“砚友社”的庸俗写实主义而兴起的新文学。自然主义文学揭起了反对旧道德、反对因袭观念的旗帜，主张一切按照事物原样子进行写作；在艺术形式上，他们主张“排除技巧”，在语言上，成功地完成了“言文一致”的革新。